大明王朝的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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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击案”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此事轰动一时。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移宫”案，猛烈攻击群小。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158}。
　　
　　　　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径直表达政治意愿的热情，十分可贵。倘使认识到民心可用，顺势而为，或可拯救国家于衰弱之中。然而，这近乎天方夜谭，以二百余年来朱明政权的极端黑暗和反动，顺民意求改革，当系世间最不可能发生之事。
　　
　　　　朱由校、魏忠贤用骇人听闻的毒狱，将这政权的反人民本能，做了最后一次淋漓尽致、欲罢不能的宣泄。任何时候，回顾这段充斥了迫害、虐待和残忍的历史，中国人都将深感蒙羞。聊以欣慰的是，正义仍存人心，而东林党人的表现也显示了极其勇敢、刚强的英雄气概。时隔近四百年，捧读《左忠毅公逸事》那样的篇章，仍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历来中国人文中的这种精神和情怀，应当视为民族宝贵财富加以搜蒐，世世传诵、哺育后人。
　　在此，我特意将李应升下狱后写给其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恭录于后；其文平白，其情深挚，其心坦荡，读之可知正人君子如何处世：
　　
　　　　付逊之儿手笔{159}
　　
　　　　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与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
　　
　　　　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骄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势不可凌。此宜谦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爱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训汝，汝傲而弗亲，今吾不测，汝代吾为子，可不仰体祖父母之心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亲，三也。
　　
　　　　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业，皆祖父母苦苦积累。且吾此番销费大半。吾向有誓愿，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亩、一粒。汝视伯如父，视寡婶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负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鲜兄弟，止一庶妹，当待以同胞，倘嫁中等贫家，须与妆田百亩。至庶妹母，奉事告年，当足其衣食，拨与赡田，收租以给之。内外出入，谨其防闲。此桑梓之义，五也。
　　
　　　　汝资性不纯，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须做一读书秀才，将吾所存诸稿、简籍，好好铨次。此文章一脉，六也。
　　
　　　　吾苦生不得尽养，他日伺祖父母千百岁后，葬我于墓侧，不得远离。
　　
　　　　尘埃落定
　　
　　　　1627年9月３0日，旧历八月乙卯日，天启皇帝朱由校以二十三岁之龄和并非致命之绝症正常死亡。
　　
　　　　真是罕有之怪事。这么年轻，也无人谋害，根据史料，死因只是上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当时乃是盛夏，他受惊之外居然受凉，并且健康状况就此崩溃，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他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体抵抗力最差的小伙子，弱到让人无法理解，只能情不自禁地设想，必是天不佑彼，就像他所代表着的朱明王朝。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掠死。客魏两家均被抄家；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候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
　　
　　　　大臣中爬至高位的阉党，只杀了一个人，崔呈秀。
　　
　　　　阉党势力盘根错节，未能一遽而除。
　　
　　　　崇祯元年上半年，魏忠贤扶植的内阁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等陆续被罢免。五月，毁《三朝要典》，销其版。崇祯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处磔、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等罪名，计二百余人。而阉党人数，实远多于此。
　　
　　　　拨乱反正过程中，令人唏嘘的一幕，是遇难诸臣后代奔走呼吁，以及他们揭露出来的凶残与黑暗。噩梦般的细节，见证、诠释了人妖颠倒、法度荡然、暗无天日的现实。
　　
　　　　袁化中之子袁勋率先上书，拉开了遇难诸臣后代鸣冤的序幕。
　　
　　　　几天后，黄尊素之子———未来的明清之际的思想巨人黄宗羲，上书崇祯皇帝，陈述蒙冤者的惨状，和冤案对一个家庭的毁灭：
　　
　　　　迨下镇抚司打问……酷刑严拷，体无完肤……一日，狱卒告父曰：“内传今夜收汝命，汝有后事，可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头之时【“三木”是脖子、手、脚上都上木枷；“囊头”是把头用口袋套住】，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毙命于是夕矣。
　　
　　　　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父亲流血而痛在臣身】，比【等到】遍贷臣之乡商于京者【故乡在京城做买卖的商人】，并父之同年、门生，差足交赃将完【钱快要凑够时】，而杀机遂决矣。{160}
　　由这份倾述父冤的奏疏，可以想见其父黄尊素的遭际，对黄宗羲反君权的民主思想的萌芽，起了很大作用。
　　
　　　　杨涟之子杨之易，拿出了父亲在狱中被打得遍体脓血之时，蘸血所写绝笔书《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全文两千余字。杨涟自知必死，叩托于顾大章，万一得见天日呈于圣上。顾大章妥为藏匿，终于保留下来。
　　
　　　　绝笔书将全部感受归纳为一句话：“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杨涟讲述自己在狱中的情形：“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揭，揭帖、私揭等的简称，古代与公事有关的文书或信函】亦不可得，下情不通至于如此。打问之日，汪文言之死案絷，不容辩【意谓汪文言在案中死于拘禁，令人无从质辩】。血肉淋漓，生死倾【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之狠打【自己强忍酷刑，也从未想到自杀，为的是要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161}
　　
　　　　字字血，声声泪。
　　
　　　　魏大中之子魏学漮、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也各上血书。魏学漮代表“惨死诸臣之子孙”，恳求崇祯皇帝准许将元凶魏忠贤、许显纯首级交与他们，献于“镇抚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痛浇奠”。{162}由于冤情似海，一时间，血书潮般涌来，以致崇祯不得不加以制止：“血书原非奏体，以后悉行禁止。”{163}
　　
　　　　奸人就戮，阉党覆灭，忠正洗冤。在某种意义上，明代最暗无天日的一段历史或许可以说尘埃落定了。然而，事情本身虽然画上句号，它的影响却不曾终止。这样一种恶，投射于人心和社会的阴影，不会因为几个恶人受到惩罚而消失。表面上尘埃落定，内里的颓丧、不满和绝望，则留存于生活的每个细胞。
　　
　　　　这就是新皇帝朱由检面临的根本性的悲剧局面。他精疲力竭以求重整朝纲，却发现从人民百姓到士大夫，没有人买账。最终看来，朱由检不过是试图以一人之力，去还晚近几代皇帝共同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债。
　　
　　　　他不明白事情是这样的，困惑、哀叹、愤怒、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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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只有明朝灭亡，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定。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多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决心好好工作的皇帝。
　　
　　　　人们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真可谓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十八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十八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岁，正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四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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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五年，朱由校的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是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他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164}
　　
　　　　天启二年，朱由检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朱由检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以前人生冷清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他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165}。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166}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167}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168}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169}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后来，在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170}。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的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甚至反动。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非将是非颠倒。单单这一点，他可谓百余年来明朝唯一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171}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了几天，朱由检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172}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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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腐败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
　　
　　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院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守恒的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的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的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封建主义下，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
　　
　　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不然】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的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
　　
　　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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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为东林党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博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立即处决，而不等秋后】”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的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暗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
　　
　　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一良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内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坚持】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内阁大臣】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意思是韩虽不称职，但他提出的建言还是好的】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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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
　　
　　　　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大悲剧，不必置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象乾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
　　
　　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将马分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179}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能再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19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9?、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个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于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吗？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年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前。这令崇祯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门户和宗派利益，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对此不胜烦恼。抱着这种心理，在钱、温双方对质时，崇祯内心先是情绪化地对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更为反感，最后支持了温体仁、周延儒。
　　
　　　　温、周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吗？《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北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私夫乱，被钱谦益之子送至官府，杖死；为此钱谦益恨透了儿子，从此睽目，对人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因为柳如是死在钱谦益之后，而且根本不是被官府打死，是上吊自尽。但有人在钱谦益身上编这个故事，却无疑是表示士林对他的鄙夷。柳如是被官府打死无其事，偷没偷人也未必是真的，但钱谦益迎降总是确凿的，而且卑下不止一端，甲申之变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筹建，他马上赶了去，拍马士英、阮大铖马屁，还赞助替“三案”翻案。明末党争，本有正邪之辨，但到最后，恐怕已根本蜕变为拉帮结派，令国家徒陷于内耗。温周之得逞，实在是钻了明末政坛宗派主义太过严重的空子，将崇祯对士风的不满和绝望加以利用的结果。崇祯支持温周不对，但他对党争的不满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党争作为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没有疑问，中立的李清，就以切身感受论道：“信哉，明党之能亡人国也。”{180}
　　
　　　　试想，贪贿之风遍及整个官吏阶层，素日工作中又“不肯实心用事”、惯于敷衍塞责，国运多舛时群臣却把一大半心思用在争詈排陷上……这样的局面，怎么不令崇祯沮丧？
　　
　　　　关于崇祯“有君无臣”看法的形成过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逆珰余孽【魏党】，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被罢黜的东林党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像唐太宗身边魏徵那样的人】。且长山【大学士刘鸿训，长山人】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温体仁，乌程人】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袁崇焕下狱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宦官】。……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上【大官们】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181}
　　
　　　　阉党余孽，唯图自保，千方百计阻挠拨乱反正；而早先积极进取的东林党人，如今变得世故滑头；宰相级大官居然私改圣旨，崇祯从此觉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争”令崇祯从此觉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焕一案令崇祯从此觉得边臣也不可信。最后整个外廷都失去了崇祯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这边厢，皇帝日甚一日地操忧勤苦；那边厢，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于宗派斗争。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182}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他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之意】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183}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吗？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吗？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184}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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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
　　
　　　　首先，我仍坚持明代士大夫是历来中国比较出色的一个儒家官僚集团（以这种集团自身的职业标准来看），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才令愚暗加无赖型帝王罕见地层出不穷的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近三百年之久，否则它早该崩解。反观那些禀赋顽劣、樗栎之质的皇帝，休说造福国家人民，但凡他们不过分地作孽，即属难得。实际上，他们前仆后继、彼此竞争地比着谁更拥有祸害士民的才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其次，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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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般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在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足够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不好的温体仁？
　　
　　　　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的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皇上以策励【鞭策、激励，严苛的婉转说法】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详，仔细；慎，自谨】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当是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赋奸冗【冗，游手好闲者，类乎今所谓“社会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安，安内；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指因为征赋而频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186}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187}。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188}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而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189}。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濮阳），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朝举国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夸夸其谈的马谡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稍】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甡，而惮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溃散。”{190}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给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
　　
　　　　两个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绞架的，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闯军和满清。他们不单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对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闯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权力，不满四十日，仓皇出走，将金銮殿让与满清，由后者稳居二百六十年。这个结果其实是合理的，默默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推翻朱明王朝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关于这两股势力之崛起及发展的全过程，在此不可备述。我们只希望，于全部经过之中，找出一两个令人瞩目的瞬间，供读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样彻底败在他们手下。而历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这样的瞬间，且以接近戏剧、小说的令人惊讶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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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讲述的是，分别出现在闯军和清军营前的两个叛投者的故事。
　　
　　　　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反差确实太大。
　　
　　　　饥民开始包围富户，要粮食；“以李公子为例”，让富人们以李岩为榜样，向他学习。“不从，则焚掠”，烧和抢。
　　
　　　　富人就找县令宋某，说：你该下令制止啊。
　　
　　　　这是肯定的。宋某贴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动乱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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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时政府军的精锐王牌。
　　正在此时,清军南下,直逼京师周边,朝野为之震惊,在此之前,崇祯接受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攘外必先安内，秘密遣人到东北与满清议和，后为朝臣获悉，引起轩然大波，崇祯不敢再提，皇太极见议和不成，发兵入关。崇祯被迫召洪承畴率兵勤王。崇祯对民变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有所轻估，“攘外”与“安内”之间，他的排列顺序，前者优先于后者。崇祯十二年初，他发表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跟当年袁崇焕一模一样的任命———移师东北，以为屏障。这个认识，谈不上错误，虽然更合理的应该是“攘外”与“安内”并重，情形都很严峻，但在明军善战之师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舍彼就此，亦属无奈之选。
　　　　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当时明朝的财政相当困难，李自成与张献忠在崇祯十三年东山再起，并分别占领了洛阳和襄阳，内地形势岌岌可危，而边关耗费日剧，崇祯颇感应付吃力。崇祯十四年，兵部的大臣在赴宁远前线考察后，对清军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方案，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崇祯把这一作战方案交给洪承畴，洪承畴否认了这一方案（“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与清军决战。
　　　　两军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却是陈新甲派来的兵部观察员张若麒。此人在怂恿陈新甲决意一战上，起过关键作用。真刀真枪之时，他现出好龙之叶公的原形———虽然漂亮话继续挂在嘴上，内心的恐惧却遮掩不住。他说：“我军屡胜，进军不难。但粮食补给好像跟不上，而且还要多线作战。既然如此，暂时退兵，以待再战，我看也是可以的。”
　　从前面祖大寿的例子可以推知，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取胜应系前线将领的普遍看法。本来就认为不可战、不当战，被硬逼前来一战，结果却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上面来的人”忽然说泄气话，改口不战亦可。军心立刻涣散。大同总兵王朴，首先率部遁去，瞬间引起连锁反应，“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96}。诸将并无主帅命令，自行退却，且丢下主帅不管。此之谓兵败如山倒。
　　　　十三万大军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畴及其所率一万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坚持了将近七个月。崇祯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旋亦投降。
　　　　这场决战，以明军主帅被俘、宁远以北尽失的结局告终。这场战役之于明、清两国，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纳粹德国败于斯大林格勒这些事件在各自历史中的意义相仿。在那一刻，明清两国的命运已被彻底决定。
　　　　洪承畴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为战死。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整个战役中朝廷与其军队彼此暌隔，洪承畴完全孤悬在外。仗能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轻言开战，闻所未闻。
　　　　被俘后的情形，明人无从记述，现在只能从清人嘴里了解一些。《清史稿》说：“上【清太宗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而洪承畴的表现是，“谩骂”，不从。
　　　　谩骂，是一定的，否则洪承畴无法向内心自幼接受的儒家伦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许，谩骂或者别的举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仪式”；或者说，一种“程式化动作”。
　　　　范文程不急于求成，甚至也不提劝降之事，只是与洪承畴漫谈，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共同感兴趣的“今古事”。闲谈中，范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天，他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房梁上偶然有灰尘落下，落在洪承畴衣上，后者马上用手轻轻拂去。范文程在将细节报告给皇太极时，评论道：“洪承畴一定会投降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衣服都很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
　　　　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197}对洪承畴投降的解读，多种多样。
　　　　“汉奸”、“民族败类”是一种，常见而普通，也最好理解和接受。有一出京戏叫《洪母骂畴》，即循此等观念编写。
　　　　另一种，不凭观念，纯粹从事实出发来加以解读。这些事实是：崇祯三年以来，直到被俘为止，洪承畴始终是岌岌可危的明廷的干城，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丧失信心、普遍虚与委蛇、普遍玩忽职守的现实中，勇挑重任，恪尽职守，实心办事，乃极少数几个曾切实为君分忧的人物之一；担任蓟辽总督后，他的见识和战略主张，合乎实际，真正有利于明朝；明知不可战，而被迫一战，虽违乎自己的理性判断，仍毅然往之，大军溃退之际，他是唯一坚守阵地者，直至粮绝。
　　　　事实背后还有一个事实：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轻言开战的人，都不对现实承担任何后果；相反，正是他这个明确意识到开战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替那些说漂亮话的人承担了一切。
　　　　第三种解读，来自清太宗皇太极。洪承畴降后，皇太极礼遇甚隆，招致帐下诸将不满：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98}
　　　　试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畴，是魏忠贤那样的丑类，皇太极有何可乐之处？皇太极之乐，恰由于洪承畴是个忠臣、能臣，是崇祯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连洪承畴这样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还剩下什么？
　　　　皇太极击中了要害。
　　　　踵继而降的另一个人是祖大寿，具有同样意味。这员袁崇焕的部将，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在首长率领下急追后金大军，赶来解京师之围，但因为袁崇焕的案件怕受牵涉，带兵跑回三海关。
　　 在孙承宗的亲自劝说下，大寿终能回心转意，极其艰难地替明朝死守锦州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
　　洪承畴、祖大寿，无非未死耳。死，并不是对国家、朝廷尽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国者，除了死，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有益的事———甚至刚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后关头不曾选择死，但他们却一直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为国分忧解难，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这两种人，都可谓为国尽忠者。但理性地看，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人，他们数量越多，国家越有可能转危为安。至于前者，品质堪敬，但国家并不能从他们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这样的人几十万、几百万，该亡国照旧亡国，一点也不会耽搁。
　　　　两个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充当朝廷脊梁十几年的人，无须用一死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得起国家。他们已经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就何为忠义、何为恪尽职守，书写了充实、模范的答卷。
　　　　皇太极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当洪承畴、祖大寿这种一直在切实地为国尽忠的人，也感觉心灰意冷、无忠可尽，明朝就真正大势已去了。
　　　　继崇祯十年李岩的“叛投”象征着知识精英抛弃明王朝之后，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的“叛投”则象征着政治精英也抛弃了明王朝。
　　　　明王朝之死，当然是漫长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李岩和洪承畴这两个“叛投者”的作用，有如夜空中划过的两颗流星，瞬间照亮了一切。刹那间，朱由检应该看清，末日已经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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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情景
　　　　前面说到，共同觊觎紫禁城龙床的两大势力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以当时明朝之虚弱，李闯和满清，不论谁，击溃之皆易如反掌。满清势力距北京更近，实力也较李闯更强；闯军轻入，攻占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诚可怪也。俗史夸大吴三桂的作用（所谓“历史罪人”），乃至将香艳故事———刘宗敏横刀夺爱霸占陈圆圆———敷衍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煽情，却实属笑谈。吴三桂降不降清，献不献山海关，对清人入主中原，其实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清人攻到
　　长城以内，本非必由山海关不可，崇祯年间，清兵（改国号之前为后金）早已由各关口突破长城不知多少次；没有吴三桂，不走山海关，清人照样入得中原，丝毫不成问题。闯军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于两点：一是此前一年（164３）八月，皇太极方崩，清国举哀，暂缓夺取中原计划；二是对于明廷不亡于清而亡于李闯，清国君臣极可能早有暗谋，乐观其成，然后以此为借口，“兴仁义之师”，“剿贼灭寇”，以“正义之师”姿态入关，尽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在多尔衮致吴三桂的求援信的答书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书称：
　　　　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吴三桂当时封爵“平西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率先奉清为王业】，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199}
　　　　这一历史关头的实际过程是，清军在得到闯军已于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报后，即由顺治皇帝于四月初八日在盛京（沈阳）任命多尔衮为大将军，南下夺取中原。次日，清军迅速兵发沈阳。中途遇吴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关方向运动，并与吴三桂部队汇合后于此处击败闯军。这清楚显示，清兵入关的决策与动作，先于吴三桂请援和献降，是一个单独行动，且明显是利用北京被闯军攻占、崇祯殉国为机会和借口。
　　　　多尔衮的信还透露出一点，从一开始，清人就希望以中国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接管权力。这种认识与心态，同四百年前的蒙古人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何以蒙元始终不改其“入侵者”形象，而满清却能完全融入中国正统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所在。此乃题外话，不表。
　　　1644年，崇祯坐龙床的第十七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以旧历天干地支排列算法，岁在甲申，所以又叫甲申年，后遂以此扬名史册。
　　　　甲申年的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在公历是1644年的2月8日。如果是现在，这天举国上下已经放假，欢度春节，不用上班。当时不同，作为新年第一天，皇帝和百官仍须早朝。崇祯又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当此人心惶惶之际，他很想借新年第一天振作精神，有个好的开端，所以起得比平时都早，天未明，就去皇极殿（太和殿）视朝，接受百官朝贺。
　　　　升殿后，却发现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金吾”（近卫军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其时，钟鸣已久，照理说，百官闻钟已该到齐。崇祯问其故，金吾支吾道也许众人不曾听见钟声。崇祯命再鸣钟，不停地鸣下去，且吩咐将东西宫门大开，让钟声传得更远。久之，百官仍无至者。
　　　　照例，百官本该按部就班，各自归位，等皇帝出来接受朝拜；现在倒成了皇帝一个光杆司令先在那里等候群臣。崇祯的面子尚在其次，这实在太不成体统。为避免这局面，他临时决定把本来放在朝拜之后的谒祖提前举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过，谒太庙必须有仪仗车马，急切却备不齐，还是放弃，传谕仍旧先上朝，二次升座。
　　　　那天所以钟声大作，而百官不闻，据说是天气极为恶劣，“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200}。任何有在北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此时，满耳但闻风吼。
　　　　又候了一会儿，百官终于匆匆赶到，现场十分混乱。当时的文武官员，分居北京西城、东城，而上朝站班却相反，文立于东，武立于西。这天，因为情势窘急，许多官员赶到后，顾不得绕行，按最短路线归位。结果，文臣直接穿过武班，武将也从文班钻出；行经中央空地时，因为是皇帝视线的正前方，每个人都佝偻着身子，甚至爬在地上匍匐而过，模样滑稽可笑……
　　　　大明王朝最后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后人评论说：“绝非佳兆。不出百日，上手撞钟，百官无一至者，兆已见此矣。”{201}
　　　　谈到迷信，还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祯得梦，梦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写了一个“有”字，他困惑不解，讲给百官听，请他们解释。百官当然拣好听的说，“众皆称贺”，说这个“有”字代表“贼平之兆”。马屁声中，却忽然有人大放悲声，众视之，是内臣王承恩。崇祯惊问何意，王承恩先请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后开言：“这个‘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将失过半。”{202}———这是真有其事，或系后来人所编捏，无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着崇祯一道吊死煤山，却是真的。
　　　　也是在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启用国号“大顺”和年号“永昌”。倘若四个月后，他并非昙花一现地从北京消失，是日就将作为永昌元年载入史册，而“崇祯十七年”则不再被人提及。
　　　　三天后，大顺军兵分两路，径奔北京而来。一路之上，摧枯拉朽，明军望风而降，除少数几座城池（例如代州）略有攻防，大顺军基本是以行军速度向京师推进。据载，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便至宣府；十五日早上通过居庸关，午间就已抵达昌平，比一般的徒步旅行者速度还要快！
　　　　话分两头。虽然通讯不灵，信息迟缓，但李闯杀奔北京而来的消息，还是不断传到紫禁城。从二月起，至自杀前最后一天的三月十八日，朱由检“每日召对各臣”。单这一个来月，他的出勤率，兴许就顶得上他的天启哥哥的一生。几代皇帝逍遥、荒怠与挥霍所欠下的沉重历史债务，统统要他一个人来还，而且还根本还不清！
　　　　缺德、作孽，这样的罪愆简直可以不提，崇祯想还也还不起。眼下，一个最实际的难题，一个燃眉之急，他就无法解决———没钱。谁都无法相信，泱泱大国之君，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光棍。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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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是隆庆、万历年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被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的一幕，在此后的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极为真实，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后面我们将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讲述，这里先自其笔下实际地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里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甲申纪事》中说：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盃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
　　　　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赵士锦亲眼所见，因此知道国家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国库之虚已到这种田地。当时百官以及富绅，都认为崇祯藏着掖着，拥有巨额内帑，却舍不得拿出来。这也难怪，崇祯的祖父万历皇帝当年搜刮之狠和悭吝之极的性格，给人印象都过于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乱之后，崇祯接见阁臣，议及局势，众臣都敦促皇帝以内帑补充军饷，崇祯唯有长叹：“今日内帑难告先生。”{203}然而无人肯信。明亡之后，仍有人批评崇祯小气，如杨士聪、张岱等。甚至将闯军逃离北京时携走的拷比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传为掘之于宫中秘窖。这显然不可能。崇祯身家性命且将不保，留此金银何图？“国家之贫至此”，是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恐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候，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204}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是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从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205}。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索索捐了一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悄悄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克扣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当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比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五十二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十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给前线部队，同时给打仗的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祯不得不在脑中想到一个词：众叛亲离。
　　　　人心尽失。钱，或者可以买来一点士气，然而也筹不到。没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气皆无的情况下打仗，就算去打，也注定要输。
　　　　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赢就跑，这总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对于崇祯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读者，一定会问：他干吗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个中国，何必非死守一个北京不可？
　　　　否。崇祯当然想到过逃跑，而且这件事还成为明朝常见的空耗唾沫的争论中的最后一次。
　　　　最早是谁先提议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笔记》说：“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洩。”{206}周延儒下狱，在崇祯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则崇祯与他商量南迁的事就应该在这以前。然而，谁动议的呢？周延儒，还是崇祯本人？另外请注意，引起动议的原因是“边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苏州，所以由她想到这个点子，比较自然。从史传所述语气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旁敲侧击、欲言又止的试探状，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时间不好判断，“寇急”既可解为“边寇”，亦可解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祯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
　　
　　长城、大举进入中原时说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杀奔北京而来之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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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假设，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义”启发了丈夫，崇祯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辅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时候，崇祯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专门叮嘱“无洩”。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懿安皇后张氏———也就是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对她说：“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这话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这里，能扔下不管吗？这个质问很严重，相当于“数典忘祖”的指责。崇祯大窘，追查谁走漏消息，查不出来，只好暂且搁置。{208}
　　搁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对，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这样重大复杂的问题，崇祯也并不晓得应该跟谁谋划。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发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检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谈论此事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风霾”、“文武乱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华、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举荐，朱由检在德政殿召见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
　　　　李明睿有备而来，他请皇帝屏退左右，然后单刀直入：“自被提拔以来，微臣一直积极搜集情报，据微臣所知，情势非常急迫，贼寇很快逼近京畿，现在已是生死存亡关头，如要缓眼下之急，只有一个办法———南迁。”崇祯闻言，第一句脱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显得很紧张。接着以手指天，问：“上天未知如何？”这句话表明，懿安皇后的质问使他对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压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难知，此事目今只能请皇上自己做出决断。”崇祯感觉到他的诚恳，终于承认：“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他明确说，李明睿所想“与朕合”，但也谈及主要顾虑是“外边诸臣不从”。这时，他几乎毫无必要地再次强调：“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这一方面与崇祯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惧怕。{209}
　　　　迁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有盘庚迁殷、平王迁洛，晚近有宋室南迁；本朝也有成祖迁都于北京的先例。朱由检何以如此顾虑重重？他的担心有道理吗？
　　　　事实很快就会做出回答。
　　　　朱、李君臣详尽讨论了计划的细节，包括路线、军队调遣、资金等问题。但朱由检没有立刻交付廷议，他想等等看，看战事的进展是否还有转机。
　　　　大约半个月后，李明睿递呈奏疏，正式提请圣驾撤离北京———这是由崇祯授意，还是李自己的行动，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带头反对，他们指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至有“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论。
　　　　一位美国汉学家分析，反对的背后，是大臣们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张南迁的多为南方籍官员，反对者则相反，“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210}这是标准的西方人思维。
　　　　从明代官场的特殊性看，在此作祟的，可能恰恰是政治道德作秀的风尚。虚伪已成习惯，人们在现实面前抛弃责任，碌碌无为甚至玩忽职守；但是，说空话、说漂亮话、把自己打扮成伦理纲常最忠实的卫士，却争先恐后。国家存亡可以不顾，所谓“名节”却务必保持。光时亨本人并非北方人（南直隶桐城人），他跳出来，与实利无关，纯属作秀。如果这种人最后真像他当初慷慨激昂宣扬的那样，为国尽忠殉道，也就罢了，事实上农民军破城，光时亨率先赶去，长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检实际上等于被这帮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以伦常、道德（“国君死社稷之义”）所胁迫和绑架，充当他们“高风亮节”的人质。对此，计六奇痛心评曰：
　　　　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211}
　　　　相反，支持南迁、当时被扣上怕死误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荐给崇祯的李邦华，和大学士范景文，最后关头却能舍身殉国，以事实回击了所谓倡论南迁意在避死贪生的污蔑。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调面前，传统的中国人向来没有反抗的勇气。高调明明误国，大家却都翕然相随，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时亨的高调让满朝缄默，谁都不肯担怕死误君的恶名———因为他们在惜自己的名誉，胜于惜君王社稷的命运。
　　　　崇祯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犹未死心。过了一个月，二月下旬，军情益急，崇祯召开御前会议，李明睿、李邦华再提南迁之议。两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议，即御驾南迁，李邦华似乎已将卫道士们的舆论压力考虑在内，他建议皇帝守国，而由太子监抚南京。现场诸臣默不作声，唯少詹事项煜表示可以支持李邦华提案。这时，光时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这是指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为宦官所拥，在宁夏灵武称帝、以玄宗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责李邦华等谋反。于是，更无人敢吱声。这种群策群议场合，崇祯只是听取群臣议论，不能直接表态，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辞。{212}
　　　这意味，他不难读懂。
　　　　翌日，崇祯召见阁员，正式表态。一夜之间，漫漫黑暗里，无人知道他想了什么，又想了多少，总之，此刻他面目全变，说出一番毅然决然的话：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213}
　　　　这就是他对诸臣昨日沉默的读解，他读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个字。眼下，他经自己之口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别人心里所盘旋的想法，精准之极，分毫不爽。他知道，面无表情的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这样的主意：决不让这段话涉及的道义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崇祯大彻大悟：他非但不可能从诸臣嘴里听到赞成南迁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点这种意图，就将被这些人当做充分表演如何忠贞不屈、愿为百姓社稷献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机会，同时，会用痛哭流涕的苦谏，把他———崇祯皇帝———刻画成一个抛弃祖宗、人民，自私胆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祯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给予自己什么道德压力，本可以装聋作哑或者打屁股、杀人———总之，一意孤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爱惜脸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视甚高，以至于有些孤傲。
　　　　他晓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战车，却无意脱身，反倒赌气似的生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越，于是发表了上述谈话。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时分，他会独自在内心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历史有过一番对话；当他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孤家寡人的绝境，以及由于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这个家族对历史所欠下的沉重债务，那么，现在已到了还债的时候，而他就是这样一个还债人。十几天后，他在自绝时刻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都揭示了上述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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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大结局
　　　　三月以来，谣言纷纷。人们虽不知李自成大军的确切位置，却都知道它正在逼近，有力、稳定地逼近。“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京城戒严，不让进，也不让出。接替陈演当上首辅没几天的魏藻德，借口筹饷，想溜之大吉，被崇祯冷冷拒绝。他要成全他们死国的“决心”。这些阻挠南迁的人，不可以立了牌坊，再去当婊子。大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行尸走肉一般，困在孤城、坐以待毙。
　　　　有一个谣言，称十二日闯军即攻下昌平，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还专门辨析这一点，说昌平失守确实在十二日，“载十六【日】者，十六始报上【指崇祯十六日才得到这个消息】耳”。但这的确是个谣言。昌平失于十六日中午，确定无疑。这是闯军一位队长姚奇英亲口告诉羁押之中的赵士锦的：“后予在贼营中，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阳和，十六早至居庸关，午间至昌平，而京师茫然罔闻，良可浩叹。”{214}以闯军摧枯拉朽之势，如果十二日打下昌平，绝对无须七天后才抵京城。
　　　　崇祯同样无所事事，等死。十六日这天，他居然还有心思接见一批刚刚考试合格、准备提拔到中央任职的县官，“问裕饷、安人【扩大饷额和安定人心的办法】”。此时的崇祯，简直像是搞恶作剧的
　　
　　行为艺术家，存心开士大夫们的玩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没事儿人似的裕什么饷、安什么人心？
　　　　滋阳知县黄国琦对曰：“裕饷不在搜括，在节慎；安人系于圣心，圣心安，则人亦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给事中。
　　　　捧腹之余，不难感受到崇祯的戏弄与刻薄。
　　　　考选进行到一半，有人进来，悄悄递给崇祯一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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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览之色变，即起入内。”
　　　　何故？
　　　　密函报告：昌平失守。{215}
　　　　这，就是丧钟真正敲响的那一天。
　　　　十七日，两路农民军，一路到达今天大北窑以东的高碑店（不是以产豆腐闻名的河北的那个高碑店），一路到达西直门。“寇已薄城，每二三四里扎一营，游骑络绎相接。自是城上炮声昼夜不绝矣。”{216}
　　　　崇祯照常上班，“召文武诸臣商略”。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这时，崇祯悄悄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之语，示之近侍，随即抹去。{217}俄顷，守城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至，汗浃霑衣”，他伏地哭奏道：“守城士兵都已经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个人抽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又趴下了。”崇祯闻言，大哭回宫。{218}
　　　　守军不抵抗，是因为根本无力抵抗。“京军五月无粮”，“率饥疲不堪任”。{219}国家无钱，权贵富人不肯出钱，倒是偶尔有“小民”捐钱；赵士锦亲自经手了这样的捐款：“十七日，厚载门外，有小民捐三百金。又一人，久住彰义门外，今避难城中，年六十余，一生所积，仅四百金，痛哭输之户部。”{220}
　　　　十八日，外城破。城破之前，李自成曾派先期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谈判。崇祯召见了杜勋。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地西北，分国而王，并由明朝赔款百万两。不知为何，未能达成协议。此事载于《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甲申纪事》《明季北略》等。但不可信。设若李自成所开条件真的不过尔尔，崇祯没有理由不答应。可能李自成确曾派人入内与崇祯接洽，但内容并非如上。《明季北略》另记一条，似较真确：【杜勋】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暗示崇祯自绝】，上艴【怫】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221}这是对崇祯施加压力，打心理战。
　　　　彼时发生的事，多带有“风传”性质。包括曹化淳开彰义门（又称广宁门，清代以后至今称广安门）投降事。据说，这并非曹化淳的单独行动，事先在一部分内外臣中间达成了“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222}。孤证，不可考。另外，开门时间也有两种说法，一为十七日半夜，一为十八日。除彰义门为曹化淳所开，农民军同时攻破其他几处城门。曹化淳开门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对北京城不保没有意义。
　　　　这里介绍一下明代北京城的构成。像套盒一般，共四层，由内而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宫城，即紫禁城。皇城，若以今天地名标识，大致范围，南至天安门以外约毛主席纪念堂一线，北至地安门一线，东至王府井一线，西至六部口一线。内城，即正阳门、崇文门、东直门、德胜门、西直门、宣武门等京城九门以里。外城，为西便门、广宁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至东便门所环抱。
　　　　外城陷落的消息，十八日傍晚传入大内。“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夜不成眠。初更时分，太监报告内城也被攻破。还剩下皇城和紫禁城最后两道屏障。崇祯领着王承恩，登上万岁山（景山），向远处眺望。夜幕中，京城烽火烛天，遂渐向皇城蔓延。
　　崇祯在那里踟蹰了约一个时辰，回到乾清宫，发出毕生最后一道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军事，夹辅东宫。”这道谕旨有无意义、能否送达，都大可疑。　
　　 他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伤心痛哭:"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同死社稷,亦复何恨."崇祯听了凄怆得不能抬头对视.少顷,心情平静下来,意气自如地坐下,命左右侍从进酒.他正襟危坐连饮十几杯酒,左右侍从紧张地伏在地上,仰视不敢动.崇祯命他们立即传旨给后宫妃子等,要他们自尽,"莫坏了皇祖爷的国体."待宫人复命"娘娘领旨."叩头跪起时,他又说:"传主儿来."主儿---太子及二王匆忙赶来,还穿着宫中的衣服,崇祯斥道:"此何时,可弗改装乎?"立即命宫女取来旧衣,亲自为他们换上,系上衣带,告诫说:"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罢,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记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呼为老爷,幼者呼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人为户长,"又说:"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三个儿子的临终嘱托,告诉这些从小生长于宫中,不了解世俗民情的皇子,如何在这乱世中安生立命,父子亲情及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临别时,他大声说道:"尔等何不幸而生在我家也."便呜咽得不能出声,左右侍从被这生死离别的情景感动得失声大哭.皇后告别太子及二王后,痛哭返回坤宁宫.
　　 崇祯见太监带着三位皇子出宫后,便来到坤宁宫,见皇后已上吊自尽,连声说:"好,好."
　　　　崇祯挥手，遣散所有宫女，让她们各自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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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妃是崇祯所宠爱的女人，因此赐她自尽。而这不幸的女人，自缢，却因为绳索断裂，“坠地复苏”。崇祯发现后，拔剑砍之。据说砍了三下，手软，不能再砍{223}。袁妃最后据说不曾死去，被农民军发现，“令扶去本宫调理”{224}。
　　　　其他曾蒙幸御过的嫔妃，“俱亲杀之”。
　　　　又遣人逼天启皇帝的懿安皇后“速死”。张氏是夜至晨，两次自缢未果。第一次为宫女解救，第二次又被李岩专门派来保护她的士兵所阻止。李岩对这位品行端正的前国母，一直心存敬意。但是次日晚间，张后仍趁李岩部下不备，悬梁自尽。
　　　　最惨一幕，出现在崇祯与长平公主父女间。是岁，公主年方十五，惊吓和恋生，令她啼哭不止。她没有勇气自杀。崇祯素疼此女，五内俱焚，长叹一声，将刚才送别儿子们时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汝奈何生我家！”遂左袖遮面，右手挥刀，砍向公主。公主惧怕用手来挡，左臂应声而断，昏倒于地。崇祯虽欲再补一刀，终因周身战栗而止。农民进京后,把她的尸体送到她外祖父家,不料5日后宛转复生.顺治二年,公主上书清廷请求出家为尼,清帝不许,命她与崇祯原选驸马都尉周世显结婚.次年,公主因思念父母泣血而死,年十八岁。
　　　　放儿子们生路，让女性亲属尽死，并非“重男轻女”，而是基于皇家名节不容玷污。在那个年代，这高于生命。所以崇祯杀妻杀女，凄惨无比，但不能视之为灭绝人性。
　　 崇祯处理完宫中诸事，已是深夜，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在寿皇亭的一棵大树下上吊自杀，王承恩随之自缢。时间在十八日后半夜，即十九日子刻。这一行动极其秘密，所以宫内宫外都不知皇上下落。
　　三月十九日黎明，人马喧嘶，城中鼎沸，农民军大队人马进城。据目击者说：“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拴短棍数条，（口卸）枚疾走”，“百姓门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音”。与老百姓们冷眼旁观若无其事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暴露自己的身份，纷纷乔装打扮，或是“恐衣冠贾祸，悉毁其进贤冠”；或是“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有人如实地记录了那种洋相百出丑态毕露的滑稽相：“是日，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布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恐人觉。富贵子弟至以鲜衣数袭易一垢敝衣不可得，赤体狂奔，随路蜷伏”。那种景象，仿佛末日即将来临，空气中洋溢着不可名状的恐怖与惶惑。
　　
　　 中午时分，闯王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乘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人，在德胜门迎接。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行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从西长安门进入大内。
　　当李自成获悉思宗及太子、二王不知下落时，立即发榜悬赏，宣布有献出者赏黄金万两，封伯爵，隐匿者族灭其全家。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犹如雷霆万钧般的巨大压力，使明朝官僚集团迅速分化瓦解。一小部分崇尚传统士大夫气节的人，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他们中有勋戚六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东宫侍卫周镜（周奎之侄）、驸马都尉巩永固、宣城伯卫时春、阳武侯薛濂等；文臣二十一人：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胤、太常寺卿吴麟征、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兵部郎中成德、兵部主事金铉、工部主事王钟彦、进士孟章明、翰林院左谕德马世奇、左中允刘理顺、左庶子周凤翔、翰林院检讨汪伟、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吏部员外许直、中书舍人宋天显等。
　　
　　 巩永固、刘文炳十八日奉帝密诏赶赴宫中，其时外城已陷，思宗问他们能否为朕巷战？两人答：今只剩臣亲随数骑，何以巷战？思宗说：到此地步，朕志决矣！巩永固说：臣等已积薪府中，当（外门内盖）门焚死，以报皇上。二人辞别皇上，决心以死相报。巩永固归家杀其会骑，焚毁弓刀铠仗，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当时其妻乐安公主（光宗之女）已死，巩永固用黄绳缚子女五人，说：此帝甥，不可污“贼”手！然后全家自焚而死。刘文炳获悉巩永固已死，全家自焚而死；其祖母瀛国太夫人即思宗外祖母，时年九十余，也投井而死。
　　
　　 范景文在三月十七日之前见时势日艰，半夜涕零叹息：身为大臣不能仗剑为天子击“贼”，虽死犹负国！从此绝食。十九日城陷，传闻先帝驾崩，或言帝已南巡，叹道：不知圣驾所在，惟有一死以报陛下。写绝命诗“翠华迷草路，淮水涨烟澌”，自缢于妻陆氏灵前；被家人救下后，又赋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拜阙号哭，潜赴龙泉巷，投入古井中。他是死节二十多人中最早的一个，也是内阁辅臣中唯一的殉难者。
　　
　　 倪元璐于三月十九日京城陷落后，穿纱帻绛衣，北向拜阙，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遥辞母亲，换上便服，祭汉寿亭侯像，题字案头：“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对家人说：“即欲殓，必俟大行（皇帝）殓，方收吾尸。”于是从容步至厅前投缳自缢。众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农民军官员得知，传令箭告戒：“忠义之门，勿行骚扰”。其子会覃不忍违父命，直至先帝殡殓，才为父合棺。目睹此情此景的农民军无不叹息，称为“真忠臣”。黄道周说：呜呼，以天子十七载之知，不能使一词臣进于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从讲幄致其功，卒抱日星与虞渊同陨，岂非天乎！
　　李邦华于十八日率御史上城巡视，遭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吴麟征，握手挥泪，誓死国难。次日闻国变，南向痛哭，携册印冠带，前往吉安会馆（同乡会），对文天祥之像再拜矢志，题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又自赞道：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遭国不造，空负名谟。临危授命，庶无愧吾。君恩莫报，鉴此痴愚。随后自缢而死。
　　
　　 吴麟征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门，十八日因势不支，欲见皇上，至长安门已二更时分，无法入内，在午门遇见魏藻德，魏诡称：朝廷大福，自无他虞，旦夕兵饷且集，公何匆遽为？随后拜谒李邦华，两人相对而泣。十九日黎明，见宫人争先恐后从东华门奔出，城中讹传：天子他幸。他听说后就在民居门前自缢，被随从救下，大哭道：我若得一见天子，死而无憾。随从搀他走入道左三元祠，举头望屋梁说：吾受恩列卿寺，国亡“贼”入，虽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颜自立！二更时自缢，又被救，写绝笔：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而失，虽上有龙亢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不能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衣，覆么单衾，垫以布席足矣。棺宜速归，恐系先人之望。茫茫泉路，咽咽雨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酉刻，罪臣吴麟征绝笔。然后投缳而死。
　　
　　 马世奇于十九日城破后听民间传闻“帝已南幸”，便起身沐浴，整肃衣冠，捧所署司经局印，北面望阙遥拜：臣未能报国，如何？把印交给仆人，嘱托：上果南幸，即持此间赴行在。又南向遥拜辞母，与二妾同缢于小室，被仆人救出，劝解道：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顷访万岁昨三鼓时果出齐化门南幸。他说：不死，正恐留此身为太夫人辱，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幸。随即命仆人买三口棺材，关照说：吾世受国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今见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分固宜死。说罢，自缢而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说：京都失守，一筹莫展，真所谓死有余责。不能恝然者，汝祖母，汝母及汝兄弟！忠孝二字，是吾家风，好好遵守。……
　　
　　 这些人的言行难免有点愚忠的意味，但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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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总是令人感动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热衷于荣华富贵的种种卑劣行径。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于二十日拜谒李自成，表示再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说：“新进三载，叨任宰相，明主不听臣言，致有今日。”李自成训斥道：“尔既新进，即负特宠，当死社稷，何偷生为？”魏藻德连忙叩头说：“陛下赦臣，自当赤心以报。”遭到李自成大声叱责，命令士兵把他囚禁于刘宗敏处。魏藻德仍不死心，透过窗隙喊话：如果用我，无论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被押入，李自成呵斥道：“尔身任重任，宠信逾于百官，义不可
　　以负国，既未坚守，又不死节，（面见）然以就见，何也？”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少顷，才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愿留余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大怒：“汝负若主，我何用为？误国贼尚求生耶？”
　　
　　 其他降官一千二百多人按照农民军的榜示，青衣小帽奔赴会极门，报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官僚，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农民军士兵任意戏弄侮辱，不敢出声。目击者描述道：“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
　　 从鸡鸣前往，一直等到日落西山，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困卧阶前。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很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
　　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牛金星命人用手摸着降官的头顶，一双、两双地核对数目，点完后，选拔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派遣，不入选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待处分。押到后，刘宗敏正在“挟妓欢呼”，根本无暇审问。各官囚服羁系，腹中饥肠辘辘，即强项大僚也顾不得体面，拾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塞。这些贪生怕死之徒相对彷徨，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这是一种讽刺，抑或是一种惩罚，谁也说不清楚。
　　 却说受崇祯嘱托藏匿太子、二王的太监，见到悬赏令，迫不及待地向李自成献出了太子、二王，邀功请赏。李自成厉声诘问太子：“汝父皇何在？”太子答：“崩于南宫。”再问：“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答：“我何知？问之百官。”李自成见他挺立不屈谈吐自如，口气顿时温和了下来，轻声说：“汝父在，我必有以尊养之，汝毋虑也。”太子反问：“何不杀我？”李自成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如是，当听吾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从以后的形势发展来推断，李自成似乎采纳了太子的三点建议。
　　
　　十九日天亮后李自成部队闯入宫时，他们没有找到崇祯。问遍宫人，无人知晓。李自成大不安，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然而，赏金没有能够发出去。
　　　　直到二十二日，人们才在后称为景山的皇家后苑的亭中，发现对缢而亡的两具尸体。一具属于近侍王承恩———当初那个将“有”字释为“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的太监，一具就是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尸体被发现时呈下状：头发披散着并且遮住面孔，普通的蓝袍，白绸裤，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脱落。经检查，在朱由检身上找到了以血写就的遗书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那时不掌握现代尸检技术，无法推知确切死亡时间，但大致不出于午夜至清晨这两三个时辰之间。是日，为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星期一。以现在的经验，这个时节的北京，几乎已是女孩们换穿裙子的气候。但1644年的4月25日，北京竟然下起了雪！亲历者赵士锦记述道：“时阴雨闭天，飞雪满城。”{226}计六奇也描述说，这天一大早，“阴云四合”“微雨不绝，雾迷”，“俄微雪，城陷”。{227}
　　 崇祯的遗体，太监们奉命用门板抬下尸体，与周后的尸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巷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帝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大臣，此时摇身一变，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李自成。李自成作为反叛势力的代表，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大行帝后，为思宗的梓宫（棺材）刷上红漆，为周后的梓宫刷上黑漆，并为思宗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为周后换袍带。一切殡殓事宜都按照帝后的规格进行，李自成派人宣布：“帝礼葬，王（指太子）礼祭，二子（指定王、永王）待以杞、宋之礼”。他自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有些史籍以为李自成此举是接受了襄城伯李国桢的建议，如《流寇志》说：“贼舁帝后以柳棺，至东华门外，百官莫至。国桢泥首去帻，奔赴伏地恸哭。贼执见自成，国桢触阶大哭，流血被面。自成好语诱之降。国桢曰：‘从三事即降：一、祖宗陵寝不可发；一、须葬先帝以天子礼；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许之，扶出。”其实不然，谈迁对此作过考辨：“国变时，留都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事甚详者，有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赴昌平州，筹划安葬帝后梓宫事宜，拨夫造圹（墓穴）。帝后梓宫于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据说发引那天，只有太子、二王前往东华门送行，“百官无一执绋者”。
　　
　　 当时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省祭官赵一桂写了一篇《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陵寝事》，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思宗安葬经过的宝贵记录，因此笔者不嫌其繁地转引如下：
　　
　　 “……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没，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官。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未便。’彼时州库如洗，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踌躇。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祉、白绅、刘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钱三百四十千，雇夫启闭。其圹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阔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圹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工头层石门入内，享殿三间，陈设祭器，中有石香案，两边列五色绸缎，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在大红箱内盛贮。中悬万年灯三盏。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铺设栽绒毡，上迭被褥龙枕等物。又开二层石门入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田妃棺（木郭）即居其上。
　　
　　 初四日申时，候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猪羊金银纸扎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即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木郭）俱备，监葬官与卑职见故主有棺无（木郭），遂将田妃之（木郭）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品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当时掩土未平，尚未立（土冢）。
　　
　　 至初六日，率捐葬乡耆等祭奠，号泣逾时方止。卑职差人传附近西山口地方拨夫百名，名备掀掘筐担，舁土筑完。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资五两，买砖修筑周围（王冢）墙，高五尺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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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为赵一桂这篇文章写了一则按语，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可信，还补充了一些细节：“思陵葬日，仁和（杭州）龚光禄佳育流寓昌平。地宫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块，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砻石，以砖代之，钤之以铁，乃光禄（龚佳育）所书也。光禄尝为予言：圹始开，入石门，地甚湿，其中衣被等物多黝黑，被止一面是锦绣，余皆以布。长明灯油仅二三寸，缸底皆水。其金银器皆以铅铜充之，当时中官破冒，良可憾也！”
　　
　　 与这种冷清草率简陋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降官们正忙于“劝进”新皇帝。这头的“冷”，更加反衬出那头的“热”。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旧辅陈演、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降官一再向李自成"劝进”，希望他早日称帝。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筹划着新帝登极、重建新朝的事。四月一日，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们再次“劝进”；宋献策则用占卜手段与牛金星默契配合，说什么据他占卜，“帝星不明”，“宜速正位”。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出身的庶吉士周钟，此人一面与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又按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
　　换门庭张目，牛金星赞赏不已，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有人如此措绘周钟：“先帝殉难，一时无耻之徒争先朝见……于是介生（周钟字介生）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因而提缀从逆诸人献媚，而劝进之表、下江南之檄……借重其大手笔矣”。到了四月，每逢三、六、九日，这些人就上演一次“劝进”的把戏。周钟为此写了一篇自诩得意的劝进表，文中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抑思宗，“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传为士林之羞，想不到竟有人为此而抢头功，魏学濂对人说，这些话“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龚鼎孳也对人说，“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冯梦龙不胜气愤地感叹道：“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当时人写诗讥刺道：
　　 追痛吾皇称至仁，忍闻遗诏恤生民。
　　 簪绅忠孝今何在？文武衣冠更不伦。
　　 举国徒知推伪主，普天谁解念王臣？
　　 啼猿声断悲难尽，慷慨何缘致此身！
　　 1644年当北京陷落，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的士绅感到“如雷轰顶”“天崩地陷”，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
　　 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
　　 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
　　 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
　　 明朝遗民写了不少追怀先帝英烈的诗，其中之一是：
　　 谁将劲弩射天狼，泪洒新亭痛不忘。
　　 一夜长空横帝座，两行血字诏穹苍。
　　 雨霖还自归南苑，鹦鹉犹能说上皇。
　　 怪杀鼎湖龙莫挽，六宫春草断人肠。
　　另一首曰：
　　 倾听徽音去已遐，
　　 空留双烈在明家。
　　 云车应积敷天恨，
　　 簪尽人间白奈花。
　　 明朝抗清遗民、广东番禺人、著名诗人屈大均在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北游， 到北京煤山上崇祯帝死所哭拜。 当他听带路的吴太监说先帝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在济南某士绅家，他专门跑到济南该士绅那去瞻仰古琴，当琴声响起时，全场的人想起故国，思亡国之痛，无不失声痛哭。后来屈大均赋诗一首：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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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文章，我也是一边看一边猪头的。

说他们是难兄难弟好象是过分了一点，个人感觉兄不是难兄，弟确实是难弟。

不过作为手足，他们的感情也是典范了。记得看书的时候看见过这么一段，弟弟问哥哥：你的官大不大，我能不能做。哥哥说：可以啊，过几年就让你做。
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在古代，开这样的玩笑也是要杀头的。所以感觉他们感情实在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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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难兄难弟，可能隐太子和海陵王更合适，一对倒霉鬼，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