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这样、那样的变动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就中国而言，在解放前，尤其在解放后，各级行政区划多次有所变动。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是由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合并组成的；原康属、雅属、宁属的西康省后合并入四川省，还有新设的直辖市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应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世间每一件腐烂的东西都是由于好的理由腐烂的。”只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就如何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而言，既然问题的实质并非涉外而纯属内政，那么，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仅仅是要求名实相符的自治和相应的行政区划上的某些变动。则对此事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在思想认识上，大家会取得共识的，也理应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央与达赖喇嘛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和内政区划的适当调整及其落实自治权两者兼顾的问题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后，应正式发表相互关系重新和好的共同的政治声明，并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下，就藏族各自治地方如何统一的具体形式、实施方案、步骤措施，甚至包括各自治地方暂先通过成立某种过渡性的统一的协商机构，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各种变通方式，以求保证和保障统一自治的实质内容和目的的其他具体办法在内，都应以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本着兄弟情谊，有关各方应以诚相见，充分研讨，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协商一致。按毛主席当年在西藏和谈时曾说过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毛主席的“今天，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至关重要，不仅在当年，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是整个问题之关键所在，谁若不理解其深刻内涵，便会在战略方针上铸成大错。
国家以安定为贵，民族以和睦为贵。锦涛同志，您和江泽民同志都曾先后说过：西藏的稳定、安全和发展，都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千百年来全民虔诚信奉藏传佛教的青、康、藏雪域高原上的广大藏民，尤其是有文化、有思想、有影响并有社会责任感的藏人，都非常希望中央与达赖喇嘛方面的关系能摒弃前嫌、顾全大局、早日和好。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大事。它不仅在国内，对占全国总面积1/4多的整个辽阔藏区的安宁以至内地的千千万万广大汉族等信佛群众民心的安宁，也都是极其有益的。且在国际上，在外交工作中，也能极大地减少和避免诸多无谓的麻烦和不断的干扰，并对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形象与尊严也至关重要。
当今的西藏问题，既要顾眼前，更要顾长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在看到面上的各种显著变化时，更要认真关注深层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如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严重的汉化趋势，尤其是违宪、违法，背弃语言平等原则，以汉语文代替藏语文，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各种强制行为，导致人心的向背及其决定性的影响等等。再也不能自我陶醉在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的所谓“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的自我宣扬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藏至今95%以上的财力仍然是靠中央及其他省市的支援来维持现状。这种为政治需要而违背经济规律，在国民经济的总支出中，为西藏付出如此昂贵的成本费而长期处于惊人的赤字局面，就连一般正常的情况下都不能继续下去，更何况一旦在内因或外因引起的各种偶然变数的非常时期，其严重后果那就更是不堪设想了。因此，西藏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必须有治本的自力更生与真正团结和睦的民族、经济政策，以期逐渐摆脱仅仅靠上面的伸手和表面稳定的局面。一些担任过要职的“老西藏”中肯地认为：“中央对西藏，政策若不变，再派多大的官员也是无用的。西藏再也不能光靠人民币和枪杆子来维持。”
生活实践告诫我们，一种倾向的过分强调，往往掩盖其另一方面的极端偏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气候下，“藏独”的吓人字眼，客观上一方面往往成为一些人所谓的就连“藏人要求学藏文、使用藏文也会导致藏独”等等危言耸听、自我紧张的“恐惧症”；另一方面，更成了一些人向中央有关部门不断要钱的“摇钱树”，以致紧靠内地的一些自治州也多少学会了这种生财之道。有这样的说法：“内蒙要钱不给钱，新疆要钱就给钱，西藏不说也给钱。”还有这样的议论：“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其概括的评论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呆的越久，影响越大，反分裂派的荣华富贵也就天长地久；反之，达赖喇嘛与中央和好了，这些人便会惶恐不安，会紧张、会失业。”以上所叙，并非无稽之谈。在中央与达赖喇嘛是否能和好的问题上，不仅涉及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偏见的干扰、阻力甚至公开抗拒，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经济收益上对一些人及其集团的利弊得失而引起的不同反应。
总而言之，我们应以清醒的头脑，对各个方面考虑周全，力避主观片面,洞察当前存在的各种明暗矛盾，深思熟虑、知己知彼、分主次内外、权衡利弊后，按轻重缓急，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对眼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上做出果断的决策。这就是达赖喇嘛及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想回国的藏胞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外好，还是回国并结束为好的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是非问题，有远见卓识的知情者普遍认为还是回国为好。回国后，首先关键是在性质上它便转为内政问题、内部矛盾，即使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都是能得到解决也可得到妥善解决的次要的各种各样的小麻烦。而且，慈悲为怀的达赖喇嘛回国后，全民信教的广大藏民不但不会混乱，反而会安宁，担心混乱、不安宁是没有根据的，古今中外，凡是有信教自由和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时，社会反而安宁、正常、健康。但是，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继续留在国外，是属于外交问题、是对抗性的外部矛盾。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关系及其各种各样国际风云的变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则是难于预测、更难于应付的大麻烦，是重大问题。例如，联合国大会曾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又如，近年来，在达赖喇嘛的访美问题上，参、众两院每次均以全票通过；达赖喇嘛访问各国时，往往受到元首规格的接待；还有，1997年美国柏克来市议会全票通过了“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的议案；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有关西藏事务的机构，现已由局级升为部级，还曾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构；欧盟议会曾对西藏问题的各种议论和通过的决定以及西方舆论界往往“一边倒”的现象；去年，第四届世界援藏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等等。上述各种各样的干扰，虽经我外交机构多方劝阻，不满甚至抗议，但对方却往往我行我素、避重就轻、敷衍了事。
有些回国探亲的藏胞对我方有关人士慎重地说：“你们宣传说，达赖喇嘛是西方的反华工具，是拉萨和其他藏区骚乱和不稳定的根子。你们一面说争取达赖喇嘛的政策没变，但另一方面，在宣传上对达赖喇嘛肆意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贬低甚至抹杀他的政治地位、声望和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不真实的，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事实上，与你们的宣传是大相径庭的。可是，如果达赖喇嘛日后一旦去世，在时机诱惑或潮流裹挟下，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还就社会安定方面这样告诫：“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具有极其崇高的信念和非凡的人格，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利他利众的比丘，是以慈悲为怀，坚持非暴力的虔诚的佛教徒，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一直反对任何形式和名义的骚乱和暴力，且认为这是以卵击石的蠢事，所以在他的一再控制和极大影响下，现在还算安宁。但他一旦去世后，事情就很难说了，局面便会失控，一向主张激烈对抗的年轻人，特别是闻名的尚武而好战的康巴和安多人，会采取各种非常激烈的行动。”连历代反动当局都得出了所谓的 “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教训，正是惧于安多人，尤其是康巴人强烈的反抗精神（９）。
至于达赖喇嘛的为人，他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可以说超过了历代的达赖喇嘛，人们称赞他是当今活着的佛陀，是世界性的宗教领袖之一，受到世人的尊敬和崇拜。仅以他两次应邀访台为例，台湾的各政治党派、各个教派、各界人士从上而下倾城而出，每次都是数万计和十多万计的男女老少来迎接、朝拜、接受摸顶祝福，盛况空前。人们便这样议论：“难怪中央必须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达赖喇嘛回国后，对抗性的被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便转变为非对抗性的国内的民族问题，再大再多也不过是内部这样那样的各种是非性的矛盾，不过是“家家都有的难念的经”而已。何况达赖喇嘛已一再表示过，回国后将专事佛教，不问政治，其政治地位如何安排中央也不必费心。
由此可见，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在性质上，是让本来的国内民族问题仍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是首先必须区分主与次、轻与重，尤其是内与外的问题。简言之，在我们决策时应三思而后定之，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偏见和短见而不顾忧国忧民者的忠言，切不可因怕今天可能出现的小麻烦而留下了明天的大麻烦。
总之，一旦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民的精神领袖、凝聚西藏宗教核心的达赖喇嘛能归国回藏，从总和关系及其趋势上看，从此便会“安内息外”。不仅对国内各个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在政治上，就连被国际化了的所谓“西藏问题”的“西风”，也因长期离乡在外的达赖喇嘛安返故土，从此就会不得不基本上平息下来。今天，被人们称为心灵科学、非创世学宇宙观的藏传佛教虽悄然兴盛、覆盖了世界许多国家，信徒越来越众多，特别是在知识界中，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有巨大声望和影响的达赖喇嘛的回国，不仅会使国内长期向外的藏人的民心，尤其是成千上万年年冒险到国外去朝拜他的藏人，包括几年前流亡印度去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的著名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及逃至美国后朝拜达赖喇嘛的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等，再也不必和不会冒险向外了,而且国外的民心必然也会随之转向国内方面。
西藏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的重中之重，若能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影响藏族自身的前途命运，同时，按宪法和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也与其他兄弟民族自治权利的改善和落实息息相关。这一切，无疑是国内国际战略方针上的重大转机，“和为贵”精神连锁反映的结果必定是积极的。
真理是平凡的，但平凡的真理却往往会被人们所背离，因而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西藏和平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告诫进藏的汉族领导说：你们在西藏，办任何事，千万要记着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并须慎重稳进。毛主席还亲口叮嘱进军西藏主力部队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到了拉萨，去拜见达赖喇嘛时，你要行磕头礼致敬。”当张国华流露出有点不情愿时，毛主席严厉地说：“张国华呀！你为革命能流血流汗，难道不能为革命磕个头！”后来，人们头脑一发热，在“越左越革命” 的政治气候下，上上下下，大家都背弃了千万要记住的这两件大事，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年的弯路及其严重的失误。因此，在民族地区，尤其在西藏等藏区，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处理，乃是全部工作兴衰成败的关键之所在。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藏族世代相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全民信教的整个藏族及其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合情合理地回国返乡的问题，乃是毛主席关于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的平凡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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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6 22:42